1941年，谭震林被特务拦住问话，一个挎着篮子的小媳妇走过来指着他就骂：“不就是欠你10斤茶叶钱，盯来盯去怕我赖你的账，你要怕我跑了，就跟我回娘家去拿”，说完，小姑娘塞给特务两包香烟，让俩人歇歇去。   常熟董家镇的涵芬阁茶馆，曾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气的小茶馆，茶炉终年不熄，窗棂斑驳中飘出淡淡茶香，四邻街坊常来歇脚喝茶，日伪军也会骑马路过停下，但谁也想不到，这间小小茶馆背后，竟藏着一条地下交通线的命脉，老板娘陈二妹，是这条线上的重要一环。   她原名苏兴兴，嫁给了茶馆跑堂陈关林之后，在街坊邻里口中成了“关林嫂”，夫妻俩把茶馆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桌椅常年擦得光亮，茶汤浓淡适宜，连伪军也常来歇脚，但自从1939年日军占领苏南后，茶馆的功能就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  那年秋天，陈关林带着几包药品悄悄藏进茶馆楼下的柜底，第一次为新四军完成转运任务，从那天起，茶馆就不再只是泡茶沏水的地方，而成了抗战地下交通站，陈二妹也被丈夫吸收进来，开始接触情报传递、物资掩护等工作。   她做事机警有分寸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茶馆的茶壶壶嘴上，她用针刻了细小的刻痕，用来指示安全与否，茶壶嘴朝左，表示一切正常；朝右，则意味着有危险，平日里她一边倒茶，一边观察客人衣角、鞋底、指甲缝——这些最容易藏情报的地方。   1940年秋的一天，几位新四军高级干部在茶馆二楼秘密开会，陈二妹照常在楼下忙碌，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伪军保安团团长胡肇汉带着人推门而入，她心里一紧，立刻提起水壶往灶上加水，故意让水壶在铁炉上发出尖锐的啸叫声，楼上的人听到这声音，立刻收起地图，从后门撤离，胡肇汉带人上楼时，只看见几只茶杯还冒着热气，桌椅整齐，一片空空如也。   这次事件之后，陈二妹更加小心，她把楼上的陈设重新布置，开设了一个小小的供人饮茶的“雅座”，掩人耳目，再后来，她还在茶馆后院建了一间“柴房”，用来藏匿伤员与物资，她知道，日伪军对茶馆的关注越来越多，必须要增加保护层次。   1941年冬天，苏南地区形势紧张，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在华中战场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，一天傍晚，陈二妹得到消息，说谭震林司令员正从上海返回，携带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，计划经董家镇转移到李家坝根据地，她主动请缨，担任接应与探路任务。   天气寒冷，雪粒子卷着风，拍打在人脸上生疼，谭震林和他的夫人伪装成商人夫妇，从镇外小路悄悄进入，陈二妹走在前头十几步，身上挎着竹篮，里面装着几颗煮鸡蛋和两包香烟，她的脚步稳，头巾裹得紧紧的，一副赶路乡妇模样。   走至一处岔路口，突然灌木丛中冲出两个特务，手按腰间枪套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陈二妹回头看到情况，立刻调整呼吸，不慌不乱地走了回来，她没有多看特务，也没有靠近谭震林，只是站定在两人之间，她从篮子里掏出两包香烟，几颗鸡蛋，递过去，神情自然，动作利索，特务接过东西，盯着三人看了一会儿，最终没有多说，挥手放行。   三人继续前行，走了大约半里地，陈二妹眼角瞥见河边停着一条运沙船，船老大正在整理篙杆，神情镇定，她心中有了主意，走到船边时，她假装自己脚下打滑，身子一歪，把竹篮朝船边一抛，篮子翻倒，鸡蛋滚落，就在那一瞬间，她悄悄从谭震林手中接过一支手枪，顺势藏入篮底，连同一块手帕一并扔进船舱。   船老大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脚把那东西往脚边一踢，然后继续装沙，神情如常，几分钟后，那两个特务果然追了上来，带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便衣，名叫姚增增，是当地出了名的狠角色，他们要求重新搜查，尤其是武器。   谭震林夫妇被翻了个遍，衣服、鞋袜、随身布包统统查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找到，姚增增把目光转向陈二妹的篮子，篮中只剩几颗鸡蛋和一条手帕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没有多说，也只能悻悻离去。   直到船顺流而下，彻底消失在河湾尽头，陈二妹才对谭震林轻轻点了点头，继续向前走去，那份情报还在谭震林怀里，用荷叶包好，藏在贴身棉衣的夹层里，而那支手枪，已安然无恙地藏在沙船底部。   类似的事情，在她茶馆生涯中发生不止一次，每一次都惊心动魄，每一次她都冷静应对，可即便如此，她也不是没有付出过代价。   1940年冬末，丈夫陈关林在掩护一名受伤游击队员转移时，被日军发现，搏斗后，他没能回来，尸体被发现时，裹在芦苇荡的麻袋里，只剩半截身体，旁边是一根系着红绳的辫发，是陈二妹新婚时亲手给他编的。   她没有哭出声，第二天一早，她照常打开茶馆门，像往常一样烧水、摆盏、倒茶，她把年幼的孩子送去了乡下，自己一个人撑起整个茶馆，也接过了丈夫留下的地下工作。